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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……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……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……我也来不及告诉你…………
事实上，阿彩走这二十海里回家的路，花了整整四十年。
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8月底推出15万字新书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，新书专属网站如此介绍：
”所有的颠沛流离，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；所有的生离死别，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、码头。上了船，就是一生。
”从1949年开始，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，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60年。60年来，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，问问对方，你痛在什么地方？是时候了，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，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？
”……行脚香港、长春、南京、沈阳、马祖、台东、屏东……从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，看民族的流亡迁徙，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，倾听战后的幸存者、乡下的老人家。
”龙应台说：’我再怎么写，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’。藉由文学的温热，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、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，看见一整代人’隐忍不言的伤’……”
《文艺城》征得作者同意，预先选刊其中一个章节《二十海里四十年》。
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。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，”我们”，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。
譬如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1949年新中国创立以后，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亚年轻人──很多高中生，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，不愿意在马来亚为英国人服兵役，成群地”离家出走”，投奔了中国。
60年后，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。说起这些学生，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。在1949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”华侨”的标签，死的死，关的关，受尽摧残。有办法逃走的，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。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建国，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”国”而出走的人，变成没有公民身份的人，无法回家。
在繁华的香港街头，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：那个排队领综援救济的老人，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，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，然后挑了一张长椅上缓缓坐下的老人……
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，绝对猜不到他18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，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。
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1949年两岸割离之后，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、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，虽然马祖、金门、乌坵，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。
马祖、金门、乌坵，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，干脆地说，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，离大陆很近，离台湾很远！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，那么这样说吧，马祖在福州对面，金门在厦门对面，而乌坵，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洲岛，妈祖的家乡。金、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，就如同香港和九龙，如同淡水和八里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，中间的水，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。
从前，我听说，在金马，有人跳上小舢舨，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，他上午过去，下午就回不来了，50年后才得以回来，到妈妈坟头上香。
我以为是夸大其词，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。
从金门搭船，一小时就到了厦门。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。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，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。1949年之前，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，3个男人上船打渔，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，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。有一天──她说不出是哪一天，她真的上午出门，下午就回不来了。
“你那时几岁？”我问她。
她掐着手指，算不出来。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：”爱治是1903年出生的。”
那么1949年，她已经46岁。今年，她106岁。
“爱治，你回去过金门吗？”
96岁那年，她回去过，但是，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；丈夫早已过世。原来的家，还在原来的地基上，垮成一堆废墟，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。
她咯咯笑了起来，很开心的样子：”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。”
离开爱治的房间，经过安养院的长廊，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。爱治的那一张，就在正中间，我凑近一点看仔细，吃了一惊──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，是1954年，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，滞留了55年。
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。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，只要半小时。走在黄岐的老街上，有时空错乱的感觉：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”匪区”的地方，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？
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。他们说，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，1948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，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，却从此就回不了家。60年了，不曾回过台湾。
许妈妈一口福州话，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。我问她：”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？”
基隆的姑娘点点头。
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。
我侧耳听——她唱的，竟然是日语。
问她这是什么歌，她说，是台湾歌呀，就是学校里教的”国歌”。
我明白了。她唱的是蔡新宗、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《君之代》。对她而言，这就是”台湾歌”。
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。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。1951年，13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5艘船，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，被台湾的”反共救国军”机帆船包围，5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。
你说，啊，”反共救国军”是什么？就是1949年的内战混乱中，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，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：有志气的游击队、失散了的正规军、不服输的情报员、无处可去的流氓、铤而走险的海盗，在反共的大旗下，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，组成了游击队，突袭对岸。
在收编为正规的”反共救国军”之前，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，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。”什么都抢，外国的也抢。”林文彩说。
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，游击队劫船，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，机帆船偷偷靠近，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，潜入船长室，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，这条船就被劫持了。货轮开到马祖，卸下所有的货物后，放行。
“很多吃的东西，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。”
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，抢了那一票以后，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！
阿彩家族5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：太老的，给一条船送回去。年轻力壮的，押到金门马上当兵。太小的，譬如林文彩，就留在乌坵，当游击队。
游击队里官比兵多。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、中、小队长——反正，你能到对岸抓多少”兵”，你就是多大的”官”。
”13岁就被抓来啦？”
”对，”林文彩说，”到乌坵，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，吃的也不够，每天都很饿，又想家，每天哭一直哭。”
”然后，”我问他，”那——你是不是哭完了，一转身，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？”
”那当然。”他说。
”可是，”我一边设想那状况，一边问，”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；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？”
”对啊，”73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，”吃谁的饭，就当谁的兵嘛。你13岁你能怎样！”
游击队经常突袭。有时候，因为需要医疗，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，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，医师和护士，一并带回。
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，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。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，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，由美国支援。1955年，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，有了薪饷，停止了海盗掠夺。
在上千次的突袭中，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。”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。有一次，105个人出去，”林文彩回忆说，”死105个人。”
当年穿个短裤，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，在时光的流转中，大多已凋零，还在的，也都步履蹒跚了。10几年来，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、上诉，他们说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也罢了，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1949到1955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。
这是一笔1949的债，没有人理会，因为人们多半不知道他们的历史，不了解，就不在乎。
林文彩在13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，第一次回家，已经是1989年。父亲被斗死，兄弟已亡故，剩下一个老妈妈，见到阿彩，哭倒在地上。
那20海里外的湄洲岛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肉眼看得到。但是林文彩1989年，从乌坵要回到湄洲，不是个简单的旅程。
首先，他必须搭船到高雄；船，一个月才有一班。
从高雄，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。火车行程，大概4小时。
从桃园机场，他飞到香港。
从香港机场，他飞往福州。
到了福州以后，他叫了车，开两个多小时，到莆田。从莆田到湄洲岛，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，再加两个小时。
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，换算下来，大概是24个小时。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洲，只需要半个小时，但是他这么做，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。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，他需要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24小时。
这么算也不对，事实上，阿彩走这20海里回家的路，花了整整40年。
乌坵，到2009年的今天，还是台湾的"前线"。每10天，才有一班船。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，我踏上乌坵的岩石。整个岛，挖空了，地底下全是战壕。地面上，举目所及，尽是碉堡，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，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，被重重铁丝网围绕。
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沉，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，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。但是，不要被那美丽所骗。这一边，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。对面的海岸线，有上千枚的飞弹，对准这边。
因为是战地，乌坵没有灯火。夜来临的时候，满天星斗如醉。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，你的眼睛，反而很快就清澈了，看见山色朦胧、海水如镜。
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；照顾我的士兵担心，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”口令”，答不出来时，后果严重。
